诉讼的目的是解决纠纷。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交往模式和交易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由此引发诉讼数量激增,纠纷形态也日益复杂。在这一背景下,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程序空转治理工作要求,要求高效善意运用程序,提升纠纷实质化解效果。诉讼合并作为纠纷实质化解的重要理论工具,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实践中仍有大量案件被要求另案处理。2024年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程序空转 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大量篇幅集中于合并审理的具体规则,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工作指引。合并审理和另案处理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从立法上看,另案处理在目前的民事诉讼法中缺乏明确规定,从司法上看,另案处理在法院审判监督管理中也缺乏有效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另案处理的轻而易举制约了合并审理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功能。程序空转治理工作作为一项司法政策,尚未转化为稳定的诉讼制度,纠纷实质化解的工作目标仍任重道远。
1.涉案外人型。原、被告争讼的事实或法律关系涉及案外人,例如离婚诉讼中,原、被告共有财产有案外人份额,为保护案外人利益,法院以案外人并非本案当事人为由不予处理,告知当事人另案处理。
2.涉多种法律关系型。原告数个诉讼请求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即存在多个诉讼标的(关于诉讼标的存在多种理论学说,此处采纳我国通说)。例如侵权责任纠纷中,原告申请追加被告侵权人投保的保险公司为被告,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外,法院常以保险合同纠纷与侵权责任纠纷非同一法律关系,告知当事人另案处理。
3.未反诉不予抵扣型。例如劳务合同中,原告主张装修劳务费,被告抗辩原告提供的装修劳务存在瑕疵导致被告发生损失,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反诉请求未予处理,告知被告另案处理。
4.法律关系“名实不符”型。例如民间借贷纠纷中,被告抗辩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实为投资关系,经过法院审理,原告主张的借贷法律关系不能成立,经法院释明,原告拒不变更诉讼请求和请求权基础,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请,告知当事人可就其他法律关系另案处理。
5.条件未成就型。例如其他合同纠纷中原、被告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中介服务,双方合作项目结束并完成审计后,被告支付原告项目净利润的20%作为报酬,因法庭辩论终结时项目尚未结束,是否存在利润仍不明确,法院认为被告支付条件未成就,告知原告待付款条件成就后可另案主张。
6.举证不能型。当事人对于自身的部分诉请举证不能,例如某健康权纠纷中,被告对其垫付的款项无法举证,法院暂不处理,告知被告另案主张。
7.诉讼要件缺失型。例如相邻关系纠纷案件中,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房屋漏水损失,被告提出反诉,认为原告对外宣扬不实言论,损害原告名誉,要求原告赔偿损失,并要求追究原告诬告的刑事责任。法院在判决中认为“追究原告诬告的刑事责任”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当另行向刑事司法机关主张。
上述另案处理类型中,仅条件未成就型和法律关系“名实不符”型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他另案处理均无民事诉讼法依据,且不利于矛盾实质化解。其中,涉案外人或多种法律关系并非合并审理的反面要件;反诉更是强制合并审理的情形之一;举证不能者应当承担终局的败诉后果,而不能另案处理,否则有重复诉讼之嫌;诉讼要件缺失型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1.释明后撤诉型。法官认为当事人的部分诉请不宜合并审理,一般先向原告释明另行起诉,原告同意后申请撤诉,法院裁定予以准许。
2.决定不予准许型。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申请增加诉讼请求,如法官认为不宜合并审理的,往往会告知当事人“法院对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不予准许”,甚至以口头形式做出。
3.裁定不予受理型。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申请增加诉讼请求,除决定不予准许之外,如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法院也可以裁定不予受理。实践中,因不予受理的裁定可以上诉,存在改发风险,故适用概率较低。
4.裁定驳回起诉型。受理后,发现部分诉讼请求不符合诉讼要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但是,实践中绝大多数诉讼请求均符合诉讼要件,故适用概率也较低。
5.判决另案处理型。立案时原告一并提起多项诉讼请求,如法官认为不宜合并审理,但不缺乏诉讼要件,原告也不申请撤回部分诉讼请求,无法采用前述处理方式,则法官可能会在最终的判决书中告知当事人对该部分诉请应“另案处理”。
前四种处理方式一般发生在审理之初,最迟发生于法庭辩论终结前,第五种处理方式发生于判决之时,时间节点越晚,对于当事人程序利益影响越大。释明后撤诉型无需救济途径,决定不予准许型无救济途径,判决另案处理型虽然可以上诉,但是在目前的二审评价体系中,对部分诉讼请求告知当事人另案处理并不属于“遗漏诉讼请求”,当事人出于时间成本和改判预期的考虑,往往选择另行起诉。综上,另案处理缺乏救济手段。
从应然层面看,另案处理应当作为法官为防止案件整体陷入诉讼迟延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具有其特定的制度价值。但是,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另案处理已经出现滥用现象,其制度功能并未得到发挥。
虽然相同主体之间基于同一事实引发的纠纷原则上应当合并审理是理论共识,但《民事诉讼法》关于合并审理的规定多为任意性规范(反诉除外),能否合并审理,决定权在法院。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立法难以预设强制合并的适用空间,虽然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诉法解释》)第232条的表述能够看出司法解释制定者极力希望法官尽量将能够合并审理的案件一并审理,但仍然无法直接使用“应当合并审理”的措辞。因此,我国民事诉讼中客观合并以任意合并为主,有限强制合并为辅。强制合并无法实现,另案处理就在所难免。当然,必要情况下的另案处理应当允许,但是何为“必要情况”,在实体上缺失适用标准,导致另案处理与合并审理之间的条件与界限不明,实践中另案处理发生滥用现象系属必然。
诉讼制度改革应当根植于社会现实,并尊重现阶段法官群体的整体认识水平。为了解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合并审理与另案处理的整体认识水平,对我国东部地区基层法院法官进行问卷调查。
《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客观合并的条件规定为“涉及同一事实”,但是通过问卷调查,法官对于“属同一法律关系”的认可度更高,对于涉及同一事实但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案件就可能被另案处理。在法官上述职业习惯下,客观合并很难实现。在需要追加案外人或可能导致案件拖延的情形下,法官们对于另案处理的接受度极高,甚至形成了集体意志。通过对参与问卷调查的部分法官进行访谈,法官们普遍秉承“一案一诉”的观念,至于什么是“一案”,大部分法官认为属同一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和事实构成一案,否则应当另案处理。
另案处理应当如何处理?据观察,法院均要求当事人重新起诉。当事人诉诸法院的目的是解决纠纷,只要符合诉讼要件,法院不得拒绝裁判。显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涉案外人”等理由并不构成诉讼要件缺失,因此,要求当事人重新起诉的方式人为肢解了纠纷事实和诉讼请求的整体性,导致当事人诉权缺乏保障。
应当合并审理的案件无法合并审理,导致原告多次起诉,被告多次应诉,当事人经历程序上的往来反复,形成“程序空转”现象。从当事人角度看,即使最终实现实体权利,但是其维权成本显著增加。从法院角度看,滥用另案处理成为法官消极拒绝裁判的“防空洞”,大量的另案处理导致衍生诉讼发生,纠纷实质化解的司法目标由此落空。
在现代商事交易中,多个合同共同构成的复杂商事交易结构大量涌现,形式上多个合同貌似相互独立,但本质上这些合同的部分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依据当事人的商业意图形成隐藏的意思表示,共同构成一项新的法律行为。发生纠纷后,当事人往往只依据部分合同主张权利,如法院将多个合同拆分处理,虽然于法理无碍,但是本质上极易引发个案正确、多案矛盾的后果。
虽然诉讼容量过于庞大会导致诉讼整体延迟,但目前审判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并非为过分追求诉讼合并导致诉讼整体延迟,而是法官对于合并审理普遍持消极态度。诉讼请求的合并与分离恰如硬币的一体两面,为实现纠纷实质化解,以往的研究往往着力于探讨诉讼合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忽视了另案处理应当如何规范。程序空转治理作为司法政策,要久久为功地落实到每一个案件,仍需运用理论工具将司法政策转化为诉讼制度,明确合并审理与另案处理的条件和边界。
另案处理虽然是程序问题,但是离不开实体法上对事实的判断标准。生活事实进入诉讼后,案件事实范围如何截取至关重要。在疑难复杂案件中,常见以下类型的事实,一般原告仅依据部分事实提出诉讼请求,而被告往往在抗辩中描摹出纠纷全貌,甚至提出反诉。
1.集合性事实。多个事实本质上相互独立,但是在原因和结果上具有牵连性。相同主体之间发生连续侵权事实,例如邻居之间因交通事故赔偿问题未妥善解决,双方矛盾激化,一方恶意公然侮辱对方而引发名誉权纠纷,因侮辱事件双方又发生肢体冲突导致健康权纠纷。双方纠纷系多次侵权行为共同构成。多个侵权事实虽然相互独立,但是集合形成纠纷整体。这种集合性主要体现在损失和主观过错方面,交通事故与肢体冲突所致损害结果难以区分,主观上是过失抑或故意难以区分。实践中,往往要区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名誉权纠纷、健康权纠纷等多个民事诉讼,另案处理虽然于法理无碍,但存在激化矛盾的可能,在损害后果上也难以区分。
3.转化性事实。《民法典》第146条规定了虚假表示与隐藏行为的效力转化,实践中,当事人为特定诉讼目的往往只诉请确认虚假意思表示的合同无效,但对于其中的隐藏行为却不做主张。事实上,虚假表示与隐藏行为系一个整体,不能割裂评价。如法院允许当事人在诉讼中只确认虚假意思表示的合同无效,那么实体法上虚假表示效力转化的规定就会被架空,对于构建尊重契约精神、维护市场稳定的营商环境而言极为不利。
强制合并的案件不能分案。主要有反诉、必要共同诉讼、预备合并诉讼、离婚诉讼中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与此类似的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64条关于买受人的抗辩或者反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关于担保权人作为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等情形,均属于强制合并的情形,不能裁定分案。
(1)客观合并中不属于同一事实的诉讼请求应当分案。如前所述,通过运用穿透式事实认定方法,判断多项诉讼请求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不属于同一事实的诉讼请求应当分案。
(2)主观合并时共同诉讼人不同意合并审理的,应当分案。因涉及案外人发生主客观混合合并时,例如离婚纠纷中夫妻共有房产中有一方或双方父母份额的,对于夫妻关系、子女抚养通过原诉讼程序解决,涉案外人的财产分割能否合并审理存在较大争议。主客观混合合并除满足涉及同一事实要件外,还应以第三人同意参诉为前提,如第三人不同意参加本诉,则应当分案处理。
(3)原则上以适用同一程序为限,如将原本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含小额诉讼)的诉讼请求纳入普通程序案件,可能导致纠纷久拖不决,故应当分案处理。但是,如果两诉具有法律关系上的牵连性,即一诉应以另一诉的处理结果作为实体法上请求权的基础,即使分别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也应允许合并审理,不应另案处理。
虽然不欠缺合并要件(即因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在部分事实需要评估、鉴定、审计或发生中止事由时,全案审理可能导致诉讼发生延迟,应当允许法官自由裁量是否分案。例如当事人之间基于长期合作、连续交易发生多个建设工程合同,如部分事实难以查清需要评估鉴定,可以将该部分诉讼请求和事实分案处理。
依据前文所述合并审理和另案处理的区分标准,对于诉讼异常复杂不宜合并审理的案件,如符合强制分案或裁量分案的条件,不应让当事人另行起诉,应当由法官做出分案裁定。分案裁定应当作为法院整顿诉讼、提高效率的积极举措,民事诉讼法应当建立完善的分案程序保障机制。
目前,法院立案权限在立案庭,法官无立案权。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在审查原告增加、变更的诉讼请求或审查被告提出的反诉时,实际上已经履行立案审查职权。因此,法官虽有实质立案权,却无形式立案权。如部分诉讼请求不适宜在本案中合并审理,法官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法官向立案庭申请案号,但是审批繁琐,操作不便,二是告知当事人另案起诉。
在前述强制分案和裁量分案的情形下,应当赋予法官分案权力。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为实现加快审理目的对不宜合并的案件进行分割,一般以裁定分案的方式作出,其性质上属于中间性的程序裁定。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1)基于正当理由,法院可以命令将在一个诉讼中提出的数个请求,分别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进行辩论。分离的裁判以裁定做出,裁定中应当载明裁判理由。(2)被告提起反诉,并且反诉中的请求与本诉中的请求在法律上没有牵连关系时,适用前款的规定。
从程序保障角度赋予法官裁定分案权力的同时,从审判监督角度明确新案件原则上仍由原审判组织审理,一方面可以釜底抽薪式地降低滥用分案权力的风险,另一方面,将新诉讼请求纳入新诉讼程序,从根本上打消了法官的审限压力。
关于案号分配,传统立案方式下按照立案先后顺序随机分配,为体现诉讼请求的统一性,分案仍应使用原案号,例如原案件为295号,为做出区分,分案案号为295-1号、295-2号,以此类推。各子案号依据该部分诉讼请求系属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这种立案方式存在以下优点:一是方便案件查询,当查询某一案号时,其子案号均会出现,提醒法官本案其他子案件的裁判结果,避免出现矛盾判决;二是在诉讼费的收取标准上,合并收取的费用低于分案收取的费用,原告一并提出多项诉讼请求,法院应当按照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统一收取诉讼费,再按照各案诉讼标的金额所占比例分配到子案号中,避免为诉讼费而滥用分案权力。
根据民事诉讼文书样式,民事裁定书(合并审理用)的内容为“本案并入本院(**)**民初**号案件审理”,参照这一文书样式,分案裁定应当表述为“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分入本院(**)**民初**-1号案件继续审理”。
中间性裁定因其非终局判决,一般不允许上诉,依据目前《民事诉讼法》,允许上诉的裁定仅有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和处理管辖权异议的裁定。这三种裁定对于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影响较大,而分案裁定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分案的前提仍然是受理案件,只是部分诉讼请求纳入新诉讼程序由原审判组织适时审理。因此,根据比例原则,对另案处理的裁定无需赋予上诉机会,给予当事人复议的救济手段即可。
对于被告而言,除给予复议救济手段外,还应当指出,分案之后因被告范围发生变化,可能存在受诉法院对新案件无管辖权的情况。依据管辖恒定原则,如原诉讼程序中被告在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即获得全案诉讼请求的管辖权,在分案裁定后应当继续行使管辖权,不得依职权移送管辖,被告也不得再提出管辖权异议。即使新诉讼程序中给予被告新的答辩权,但是其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应当以原诉讼程序的答辩期为准,以避免被告通过管辖权异议恶意拖延诉讼。
法官裁量分案的情况下,虽然多个案件分别开庭并组织辩论,分别做出判决,但由于其根本上源于同一纠纷,且审判组织同一,前案必然对后案产生影响。
分案以后,前案与后案的诉讼请求可能具有牵连关系,后案以前案判决结果为依据时,后案应当依法中止诉讼。例如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要求分割的财产涉及其他家庭成员,但案外人不同意参加诉讼时,可以裁定将分家析产纠纷纳入新诉讼程序。鉴于分家析产的前提是共有关系消失,因此,裁定分案同时还应当裁定中止,待离婚诉讼判决生效之日继续审理。
在分案处理的案件中,当事人可能出于自身诉讼策略的考虑,做出与前案陈述相反的陈述,在案件事实重合的部分,应当适用禁反言原则,禁止同一当事人针对同一事实做相反陈述,干扰法院的审理秩序。
传统既判力理论认为只有在前后两诉当事人一致的情况下,既判力才能发挥作用。而分案往往发生在案外人众多、事实复杂的案件中,因此后案与前案的当事人范围不一致时,如不突破传统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前案认定的要件事实允许案外人参加后诉之后再行争执,不利于判决的稳定及纠纷的化解。例如法国的特殊既判力理论就将判决效力扩展至未参加诉讼的案外人,这是对于传统既判力理论的明显突破。但是,当案外人受制于其未参加的案件判决时,难免会出现案外人程序性权利受损的后果。故在制度设计时应给予案外人必要的救济途径,即案外人在后诉中对前案非要件事实提出异议时,应允许其举证来支撑其观点。
关于案外人对争议事实的举证责任问题,是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案外人就推翻原判决事实认定承担举证责任,还是按照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延续原有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这一点尚存在争议。本文认为,既然既判力不及于该争议事项,那么前案判决的事实认定也不再具有优先效力,故不应先入为主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应当赋予当事人平等的诉讼地位,延续原本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部分判决制度,但是对于具体适用规则未做进一步说明。从其终局判决的本质来看,既然具有终结本审级的效力,则意味着部分判决像全部终局判决一样是允许上诉的。这与分案处理的观念不谋而合,前案与后案原系同一纠纷引发的诉讼,前案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可以运用先行判决制度,且具有终局效力。在后案诉请与前案判决无牵连情况下,后案仍应继续审理,如后案以前案判决结果为依据时,则应当依法中止后案。待前案判决生效之日继续审理。
另案处理本质上属于法官在程序进行上的诉讼指挥权。所谓诉讼指挥权,是指法官有权力和责任推进诉讼进程,即“程序形成的权限”。分案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制度,而是由诉讼指挥权体系作为配套。因此,要规范另案处理,还应当建立完善的诉讼指挥权体系。
要解决另案处理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就要尽早明确数项诉讼请求是否适合合并审理,不适宜的要尽早做出分案安排,避免当事人经过诉调、立案、开庭、判决以后才拿到一纸另案处理的判决。在这一点上,现代庭审理论具有借鉴意义,主要包括集中审理、协同主义、真实义务、纠纷实质化解原则、争点的确定、疑点的排除等。现代庭审理论强调庭前准备,主张正式庭审之前,尽可能排除与案件无关的事项,并尽可能限缩案件的争点,以实现庭审的集约化。例如,日本则往往在庭前完成了书证的调查,庭审集中用于人证的调查。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但使用率较低,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AC米兰官网很多法官没有召开庭前会议的习惯,因庭前会议使用率低下,很多基层法院强制要求普通程序案件必须召开庭前会议。庭前会议使用率低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举证期限形同虚设,立法对当事人的举证期限一再放宽要求,导致任何时间举证均不会发生“证据失权”的效果,举证期限无法截止,也就意味着庭前会议之后当事人仍会补交证据,因此庭前会议显得多此一举。二是审判辅助力量不足,目前仍有很多法官未配备法官助理,庭前会议需要法官主持并梳理双方的争议事实,在目前的审判压力下,法官开庭尽可能以一次为限,而庭前会议对法官而言无疑相当于增加一次开庭。因此,应当赋予举证期限以强制效力,加强审判辅助力量保障,在此基础上发挥庭前会议功能,尽早确定争点,审查诉讼容量是否适宜。
程序空转一般是指民商事审判中,法官偏重对于诉争事实进行是否符合法律构成要件的形式审查或者仅对案件做出程序处理,忽略针对诉争事实的完整查证与矛盾纠纷的实质化解,致使当事人争议经历多次诉讼仍难以定分止争。简言之,程序空转并非否定程序价值,恰恰是程序未得到善意运用,导致程序运行无效或效力低下。从最高院发布的《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程序空转 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可以发现,程序空转治理存在三层价值目标:一是从诉讼起点看,强调全面查明事实;二是从诉讼路径看,强调法官履行释明义务;二是从诉讼目标看,强调纠纷实质化解。其中,诉讼路径作为起点和目标之间的桥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审判实践中有观点将释明理解为一项法官的权力,权力行使与否,由法官根据案件审理情况自行决定。目前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如何释明尚缺乏成熟的制度规范,其具体的沟通方式和效果,更多地依赖于法官的个体经验。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制定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11条规定,“法官在宣判前,不得通过言语、表情或者行为流露自己对裁判结果的观点或者态度”。虽然该条规定已经在后续修订时删除,但仍然有不少法官出于认识上的惯性,对于主动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并不积极。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型。法官为保持消极中立形象,形成仅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要件做出判断的职业习惯。随着社会交易和经济模式的日益复杂,事实的不同侧面可能与多种规范要件契合,折射到案件中,就体现为涉及多种法律关系或多个案外人,继续坚持当事人主义就会出现法院不堪重负、当事人纠纷解决耗时过长的问题。
事实上,域外早已形成协同主义的诉讼模式,强调要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法官负有释明的义务,防止突袭性裁判。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1)在必要时,法官应与当事人共同从事实上和法律上两方面对于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释明并且提问。法官应当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实做出及时、完整的说明,特别在所提事实说明不够时要使当事人加以补充,表明证据方法,提出有关申请。(2)如果当事人一方对某一法律观点明知而忽略,或认为是无关紧要的,该观点不是仅关系到附属请求时,法院应就该事实进行提示,并提供机会对该事实发表意见,否则不得以该法律观点为基础做出裁判。法官与双方当事人对观点有不同认识时,适用上述规定。(3)法院应提示当事人注意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项中的疑点。(4)本条规定的法院释明应尽早作出,并书面记录。法院是否已作出释明,只能由记录的内容证明。能够证明记录是伪造的,方可否定记录中关于法院释明的内容。(5)如当事人不能立即就法院的释明做出说明,法院应依当事人申请设定期间,当事人在期间内以书状补充说明。
因此,应当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法官的释明义务,并对释明内容、释明对象、释明时间、未释明的法律后果做出规定,加强对话,充分沟通,避免“裁判突袭”,在当事人对诉讼风险和诉讼成本有明确认知的前提下,法官选择合并审理抑或另案处理,更能够得到当事人的配合,有利于实现诉讼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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