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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C诉巴拿马案的仲裁攻防与合同法律分析
发布日期:2026-02-13 02:34:28 浏览次数:次

  2017年中巴建交后不久,香港长和集团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Panama Ports Company, 下称PPC)所持有的运河两端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口即陷入巴拿马国内争议。该特许合同签署于1997年,经巴国立法大会批准成为第5号法律,并赋予PPC为期25年的港口独家经营权,履约良好时可自动续期25年。PPC在前25年运营中投资约18亿美元升级港口,但因特许费和税收安排长期偏向企业,引发巴拿马社会强烈不满。2021年巴政府在缺乏公开讨论下批准PPC特许自动延长至2047年,再度激化争议。最终,巴拿马最高法院于2026年1月裁定1997年授权合同及续期安排违宪无效,PPC特许经营权被即时终止。在判决宣布两日内,PPC被迫撤出港口运营,丹麦马士基集团旗下APM Terminals临时接管码头。PPC母公司随即谴责判决“缺乏法律基础”,并于2026年2月3日根据合同仲裁条款向国际商会(ICC)提起仲裁,指控巴政府单方面废止合同构成严重违约,要求全面赔偿。(案件详细背景及违宪判决分析详见本公众号此前推文

  1997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及投资合同》(下称“合同”)是一份由巴拿马国家与PPC签署并经立法批准的Contrato–Ley(合同性质的法律),其效力甚至高于普通法律。合同正文包含若干条款和附件,系统规定了PPC对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口的开发、运营、管理权利以及相应义务。合同条款涵盖特许范围与期限、双方权利义务、费用与税收、违约与终止、争议解决等方面,另附地图、设备清单、收入项目等附件。此后,合同曾通过三份补充协议对部分条款进行调整,涉及财务义务和特许条件的变更。

  合同第2.1条确认巴拿马政府授予PPC在上述两港开发、建设、运营和管理港口设施的独家特许权,首期为25年,自合同生效日起算。合同第2.9条进一步约定:在PPC履行合同“所有基本义务”的前提下,合同期限自动延长25年,续期条件与原合同条款相同。也就是说,若PPC符合法定要求,其特许经营可持续至2047年。这一“自动续期”设计为当年吸引投资所做让步,但也被此次违宪审查认定违反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

  作为交换,PPC须按照合同向巴政府缴纳两部分费用:(1) 固定年金:每年支付2,220万美元特许费,自生效3个月宽限期后按月缴纳;(2) 浮动年金:相当于毛收入的10%的提成,每月计算并缴纳。此外,巴拿马政府通过财政部无偿获得PPC公司10%股权(干股),并有权委派一名董事参与公司决策。合同还赋予PPC一系列经营便利和税费减免:包括港口经营相关设备、原料进口免税,运营收入免征所得税,股息免税,各类地方税费封顶等,几乎囊括港口业务的全部主要税赋豁免。这一长达数十年的“超国民待遇”在巴国内备受争议。尤其早期合同甚至允许PPC保留本应上缴的特许费——2002年时任工商部长未经立法批准即签发行政决议,豁免PPC支付2200万美元固定金,并将10%提成基数由毛收入改为净收入。此举令巴拿马政府年收入骤减,从2002年的约2.8亿下降至2003年的130万美元,据审计署估算累计损失达8.53亿美元。尽管后续补充协议对此做出部分纠正,使固定金义务有所恢复,但整体分配架构仍高度倾斜。巴审计部门近年指称PPC通过关联公司转移收入,致使按净收益分成的国家收益更加微薄:截至2023年,巴政府仅获得PPC港口运营总收入的约9%。此类现象成为巴政府可能主张PPC违约的隐患之一(详见下文第四部分)。

  合同特许范围涵盖港口既有设施和未来扩展区域。既有港区(Existing Port)包括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现有土地、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由国家授予PPC排他使用权。未来扩展区(Future Extension)指合同附件I列明的迪亚布罗(Diablo)和特尔弗斯岛(Isla Telfers)等邻近区域,国家授予PPC在合同前15年内随时行使开发运营的期权。根据合同约定,PPC行使该期权无需额外支付对价或租金。同时,为保障PPC扩展权,国家如拟将上述区域另行特许他人,必须事先征得PPC同意;若PPC认为拟议特许涉及与其类似的港口业务,可行使“一票否决”阻止第三方进入。即使国家强行授予他人,也须在PPC决定行使期权时无偿终止第三方特许,并对可能受影响的第三方索赔全额补偿,以确保PPC扩张权不受实质妨碍。可以看出,合同通过上述安排赋予了PPC对运河沿线港口开发的近乎垄断性优先权。这种将国家公共资源处分权让渡给私营公司的条款后来被法院认定违宪,但在合同有效存续期间曾是PPC关键商业利益所在。

  “土建等不动产”(合同中称“Civil Installations”,包括港口码头、建筑物、基础设施等)在合同期内由PPC出资建设并享有占有/使用权;合同存续期间,这些不动产形式上属于PPC财产,供其专属使用。但合同亦规定,一旦特许期届满或提前终止,此类不动产的归属将视终止情形而定:

  1.若正常期满(25年首期+25年续期届满),所有Civil Installations自动无偿移交给国家。PPC有权在港区拆除并运走属于自己的机械设备及其他动产,但国家有优先购买权,可按独立评估的公允市价购买这些动产。

  2.若因国家违约或政府行为导致合同提前终止,则视为国家责任,PPC有权要求公平补偿(详见下文);

  3.若因PPC违约被国家提前终止,则倾向于保护国家利益:PPC仅可取回自身动产(或由国家按公允价收购),而土建等不动产无偿归国家所有。

  这一安排体现出了典型的特许经营逻辑:项目期内由特许方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并享有经营收益,期满后项目资产移交东道国。在合同文本中对此有具体表述,即期满时港口土建等不动产全部无偿归属国家,PPC仅可拆走设备等动产,且需先满足国家按评估价购买这些动产的优先权,这一条款未来将成为双方仲裁争议估值的基础之一。

  合同第2.14条系统规定了各类终止情形及后果,核心是区分国家违约与公司违约两种场景的权利救济:

  PPC单方解约权(国家实质违约场合)。合同第2.14.2条(a)项授予PPC在国家不履行合同实质性义务时终止合同的权利。此外第2.14.2条(b)项进一步规定,如出现因巴拿马政府直接或间接行为导致的社会/经济变化,对港口运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或不可抗力事件持续30天以上,PPC也可提前60天书面通知国家解除合同而不承担违约责任。简言之,若东道国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严重阻碍了港口正常经营,PPC有权“正当退出”。

  巴拿马国家的单方解约权(PPC实质违约场合)。合同第2.14.3条赋予巴拿马在PPC违反其实质性义务或发生法定终止事由(如破产、解散等)时终止合同的权力,具体程序是:政府须通过行政决议宣告PPC违约并书面通知,给予60天期限令其整改,PPC有权在此期间通过仲裁抗辩指控。若届满未纠正违约且无正当理由,巴拿马即可收回港口经营权。这一条款为巴政府提供了“以PPC重大违约为由终止合同”的法律路径。

  需要注意,合同要求国家先履行通知纠正程序,并不妨碍PPC利用仲裁程序进行申辩。

  本案中巴政府当初并未依照该条款正式启动违约通知程序,而是绕道诉诸违宪途径,但在仲裁中可能补充援引PPC违约作为抗辩(详见第四部分)。

  不可抗力条款与国家行为归责。合同第2.14.4条对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 Fortuitous Event)作了详细定义,包括天灾、战争、动乱、政府命令等一切超出PPC合理控制范围、致使其无法按期履约的客观事件。不可抗力发生时,受影响义务的履行可相应延期,合同期限顺延,且PPC有权暂停向国家缴纳特许费直至状况恢复。然而,合同明确强调:“It is understood that neither party may invoke as force majeure for its own benefit its own acts or omissions, nor those of its agencies or branches.”(任一方均不得将其自身行为或附属机构的行为/不作为作为主张不可抗力的理由),这一关键条款确保了国家不能以自身政府行为来豁免责任。

  换言之,如果某一事件是由于东道国政府部门的作为导致的,则对投资方而言属于政府违约或政治风险,而非可免责的不可抗力。例如,若政府单方面修改法律、发布命令导致合同无法履行,PPC可以视之为政府违约触发2.14.2条款,而政府不得以“法律变动”或“法院判决”为不可抗力来抗辩。正因如此,PPC合同中实际上将政府单方面行为导致合同受阻纳入了违约终止机制,而非免责事由,这为其在国际仲裁中索赔提供了合同基础。

  终止后的财产和补偿安排。终止情形不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有显著差异:在PPC依据2.14.2条解约的情况下,合同规定国家须承担三项义务:(1) 支付PPC土建等不动产的公允市值(由国际独立会计师事务所评估);(2) 对PPC机械设备等动产按公允价收购,或允许PPC自行拆除运走;(3) 承担除PPC对外融资债务以外的所有港口经营相关未履行义务。惟一的例外是:如果合同终止是因不可抗力且该不可抗力不受国家控制,则国家无须支付上述不动产价值。相比之下,若国家依据2.14.3条解约(PPC违约场合),国家无需补偿PPC已建不动产的价值,仅需允许PPC移走或由国家购买其动产设备。同时,国家仍承接港口经营的后续义务(除PPC自身融资债务外)。简言之:“国家违约终止需赔偿,企业违约终止无赔偿”,这是合同对于风险分配的基本原则。

  上述终止与补偿机制尤为重要,因为它构成了PPC提起ICC仲裁的合同依据:PPC主张巴拿马政府的行为构成政府实质违约,从而触发了2.14.2条下国家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包括支付港口土建等资产的公允价值赔偿等。反之,巴政府则可能试图证明是PPC违约在先,使其终止行为合法化,进而免除赔偿义务(详见下文)。

  为保障上述权利义务的落实,合同第3.4条约定了国际仲裁机制。具体而言,合同双方同意将一切因合同引起的争议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ICC)根据其仲裁与调解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纽约为仲裁地,仲裁语言为英语。合同明确规定仲裁裁决对双方最终有约束力,双方不可援引主权豁免对抗仲裁。双方还预先同意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并视其如同巴拿马国内仲裁裁决,以确保在巴境内的执行力。可以看出,PPC合同通过立法形式排除了巴拿马法院管辖,将特许纠纷置于国际仲裁,这也是此次巴最高法院认为“国家司法管辖权被剥夺”的争议点之一。但正是这一仲裁条款,使得PPC在国内合同被宣布无效后,仍可直接向ICC提起国际仲裁寻求救济,而无须经过巴拿马法院程序。

  本案中,PPC选择依据合同提起ICC商业仲裁。然而对于在海外投资受损的企业来说,除了合同约定的商业仲裁,还可能存在依据双边投资条约(BIT)提起投资仲裁的路径。两种仲裁机制各有特点,也可能发生竞合与取舍。

  双边投资条约通常赋予东道国与投资者所在国相互的投资保护,包括公平公正待遇、不得非法征收、自由转汇资金等,并提供投资者直接对东道国提起国际仲裁的权利,例如巴拿马目前与英国、荷兰、瑞典、加拿大等国都有生效的BIT。若PPC母公司或其投资架构涉及上述国家,理论上可考虑依据相应BIT提起针对巴拿马的投资仲裁(如ICSID仲裁)。BIT仲裁的优势是可以援引国际法标准(如征收须补偿、合法预期保护等)主张损害赔偿,且不局限于合同文本。不过,中巴之间目前没有生效的BIT,香港特别行政区也非独立缔约方,因此PPC能否利用BIT途径维权,取决于其股权结构是否受到第三国BIT覆盖。例如,一些跨国企业会通过荷兰等第三国子公司持股以利用该国BIT提供的保护。若PPC能够证明其投资者属于某个与巴拿马有BIT的国家,则有可能并行或替代地提起BIT仲裁。

  目前来看,PPC(Panama Ports Company, S.A.)作为在巴拿马注册的公司,目前由它直接打BIT的可能性极低;其最终母公司长和集团注册在香港,目前也无法直接打BIT。但是,公开信息检索显示,其中间层级公司可能包括Hutchison Port Holdings Limited、Hutchison Port Investments Limited和Hutchison Ports Investments S.à r.l.,其中不乏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英属开曼群岛和卢森堡的公司,但经过检索发现,卢森堡同巴拿马之间并无生效BIT,英国同巴拿马之间虽然有BIT,但并没有延伸适用于英属

  和英属开曼群岛。因此,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BIT仲裁并不可用,但是否还有其它法域的中间层级公司可供使用?这一点就只有长和集团自己知道了,目前我们无法检索到其中间层级的股权安排。

  某些BIT包含“伞形条款”(Umbrella Clause),即规定缔约国应保证履行其与投资者签订的任何义务,这意味着合同义务可被“提升”成条约义务。一旦适用伞形条款,巴拿马政府违反特许合同的行为本身即可视为对BIT的违反,投资者可直接在投资仲裁中索赔合同损失,而无需完全依赖合同仲裁程序。因此,如果相关BIT存在伞形条款,PPC本案本可考虑以政府违约侵犯投资为由,提起投资仲裁索赔。不过,需要注意有的BIT对伞形条款适用范围有限制,仲裁庭在实践中对其解释亦不尽一致。

  许多投资条约包含“叉路条款”(Fork-in-the-Road),要求投资者在东道国法院、合同仲裁和条约仲裁之间择一,一旦选择其中一路径提起诉讼/仲裁,便视为放弃另一途径。例如,美国与巴拿马的早期BIT即规定争议提交本国法院或国际仲裁的选择具有排他性。如果适用叉路条款,PPC一旦启动合同项下ICC仲裁,可能丧失再提BIT仲裁的资格。因此,投资者在决策时须慎重评估:是否存在叉路条款限制?合同仲裁能否充分救济?BIT仲裁是否在实质上提供更高保护或赔偿?本案中,由于缺乏直接适用的中巴BIT,PPC并无条约仲裁可选,叉路条款问题暂未现实化。但如果未来PPC在ICC商业仲裁中并未实现完全的补偿或仲裁结果不如人意,则可能会需要考虑通过BIT协议进行维权。鉴于此次案件重大,PPC一定会聘请知名的国际仲裁律所参与,香港律所作为中介参加也是必然的,估计这项业务最终还是在英美顶尖大所里选(目前PPC选聘的巴拿马当地律师团队为Morgan & Morgan律所的Eduardo Morgan、Enrique Jiménez,是他们的长期合作律所,提供当地法律意见),我们此处假设他们已经根据内部资料充分评估分析过BIT条约的可适用性,并最终做出首先进行ICC商业仲裁的选择。

  商业合同仲裁以合同双方为当事人,依据合同和适用的内国法处理违约责任,偏重合同损失的补偿(如特许资产价值、可得利益等)。BIT投资仲裁则以上述国际法义务为准绳,处理国家责任问题,通常可主张更广泛的损害赔偿,包括预期利润损失、投资整体市值等,且无需受合同赔偿条款限制。在本案中,合同规定的赔偿主要是公允市价补偿资产,并未明确包含未来25年续期利润损失。然而若能通过投资仲裁主张非法征收,仲裁庭可能采用将来现金流折现等方式计算整个投资损失,包括未来盈利。因此,从PPC角度,理论上BIT途径可能获得更充分赔偿。但BIT仲裁过程漫长且存在管辖权不确定性,而合同仲裁基于明确仲裁条款,程序上相对稳妥快速。长和集团最终选择迅速启动ICC合同仲裁,表明其实用考虑:先依合同索回沉没成本和资产价值,再视需要决定是否进一步寻求其他法律途径。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国内地政府亦表态支持企业依,甚至也预留了包括通过政府间交涉乃至国际法院(如国际法院ICJ)解决问题的想象空间。总体而言,本案体现了商业仲裁与投资仲裁竞合的复杂性:企业需根据实际条款和政治考量,灵活运用不同争端解决机制最大化保障自身权益。

  通过分析法律文本,我们可以看出,PPC在本次ICC商业仲裁中的法律基础相比较被告巴拿马政府要强有力的多。1997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及投资合同》在商业上对PPC的保护比较充分,PPC的法律顾问当时在谈判和起草这份法律文件时,应该是处于非常强势的法律地位,才能够在文本中设计了对PPC如此有利的法律保障条款,一些条款即便是放在30年后的今天来看也仍不过时。国际投资并购业务中,一个好的律师团队,实在是太重要了!

  PPC在ICC仲裁中将会提出的核心主张,是巴拿马最高法院以违宪为由直接否定特许合同,这构成巴拿马国家对合同义务的根本性违反,因此国家应依约承担违约责任并给予赔偿。国际法上一项基本原则是“一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以逃避国际义务”(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类推)。尽管巴拿马最高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其裁决在巴拿马境内终局有效,但这仅属国内法层面效果。从合同当事方角度,巴拿马共和国作为签约一方,有义务确保合同持续有效及履行。上文截图显示的合同第2.1条明确规定,国家应确保其所有政府实体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司法机关当然是国家机关之一。如今国家一方以本国法院判决为由单方面中止合同,无疑违背了其在合同下的承诺。

  需要注意,ICC仲裁庭并非巴拿马司法体系一部分,有权依据合同和适用法律独立判断合同效力与违约问题。仲裁过程中,巴拿马可能辩称:由于最高法院宣告合同自始无效(“违宪即无效”),因此双方自始无合同约束,要求仲裁庭驳回PPC请求。然而仲裁庭很可能会采纳国际法和合同法并行的思路:即使合同被东道国国内法否定,国家也应为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类似于“间接征收”或“合同征收”的情形——国家通过行使主权权力(司法判决)使合同权利归于乌有,实质效果等同于收回特许权财产。国际投资仲裁案例一再确认,东道国不能以“公共政策”或“法律变动”为由免除对外国投资的赔偿责任。何况在本案中,特许合同本身是以法律形式缔结,巴拿马政府理应在谈判和立法阶段即确保其合宪性;事隔近30年后再以违宪为由推翻,既有违合同稳定性,也有利用主权权力规避合同义务之嫌。仲裁庭据此完全可以认定巴拿马违反了合同默示保证条款(即合同隐含保证其合法有效)和第2.1条国家保证义务,从而构成违约。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最高法院判决的行为归属性质。根据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原则,行政、立法、司法各机关的行为均代表国家行为。特别在投资合同领域,早有仲裁裁决认定:一国司法判决如被证明违反公平公正原则或构成“不法司法行为”(Denial of Justice),同样会引发国家责任。本案中,PPC可能不会直接指控巴拿马法院不当行使司法(因为法院是依宪法职权行事),但会强调判决结果对合同的影响须由国家承担后果。事实上,合同第2.14.2条(b)项(见上文截图)正是为了涵盖此类情形而设:任何因政府直接或间接行为导致的重大不利变化,投资方均可据此解约索赔。最高法院判决可被视为一种“政府行为”(行使主权权力)直接导致合同不可履行,因此从合同角度看属于国家实质违约。加之合同不可抗力条款已明文排除将政府自身行为作为免责理由,因此巴方无法以法院判决是“不可抗的司法命令”来逃责。相反,该判决正是PPC主张国家违约成立的有力依据:国家通过司法行为实质剥夺了PPC特许经营权,这与其合同义务背道而驰。

  目测巴拿马在仲裁中将以合同已被宣告违宪无效为由,主张其行为不构成违约或合同已不存在,然而这一抗辩在国际仲裁视野下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首先,从合同法理看,合同无效与违约并非互斥:如果一方当事人单方面促成了合同无效(例如动用本国公权力废止合同),该方仍可能因违反合同的默示约定(如确保合同有效性的义务)而承担违约责任。尤其本案合同是经巴拿马立法批准生效的“合同性法律”,国家有维护其合法性的义务。巴拿马若主张合同自始违宪无效,无异于承认当年政府与国会违反宪法强行缔约,那么PPC更有理由追究国家当局误导投资、缔约不当的责任。仲裁庭在面对一方当事人自身宣布合同无效的情况,往往持审慎甚至反感态度,因为这有损契约严肃性和商业合理预期。

  而且我们从上面截图中可以看到,该合同在前言部分和第1条就已经明确表示,该合同是巴拿马国家按照本国宪法第195条第3节和第195条的授权签署的。30年前信誓旦旦说自己按照宪法颁布了该法律,30年后再跳出来说该合同违宪并且无效,这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仲裁庭当然也不会对这些视而不见。

  其次,最高法院判决虽然宣布合同无效并“即时收归国有”港口经营权,但迄今并未出现任何关于补偿的安排。这与国际法上合法征收须付赔偿的原则相冲突。如果仲裁庭认可巴方“违宪无效无需赔偿”的说法,无疑纵容了东道国规避补偿义务的行为,违背投资保护的基本精神。因此仲裁庭更可能采纳“判决导致合同被不当终止”的定性,要求国家为此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而不会简单接受国家“不欠任何责任”的抗辩。

  最后,从程序上讲,仲裁庭首先要确认仲裁管辖权是否受影响。一般国际仲裁遵循“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即使主合同被宣告无效,仲裁条款仍应独立存续。鉴于PPC已根据合同成功提交ICC仲裁并立案,表明仲裁协议的效力和仲裁庭管辖权初步被认可。巴拿马或尝试以合同无效为由挑战ICC管辖,但考虑到双方当初明确同意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且放弃主权豁免,“违宪判决”本身并不能剥夺仲裁庭审理争议的权限。      因此,“违宪即无效”的抗辩在仲裁程序中很可能被驳回,转而纳入实质审理阶段作为违约与否及赔偿范围的考量因素。

  一旦仲裁庭接受PPC主张,认定巴政府构成违约,则需依据合同规定评估赔偿。根据合同第2.14.2条,PPC在国家违约场合终止合同并不承担违约责任,相反国家需履行相应补偿义务。具体而言,PPC可以要求的赔偿主要包括:

  公允市价补偿土建资产价值。依2.14.2条第(i)款,国家应支付港口土建基础设施(Civil Installations)的公允市场价值。评估方式合同已有约定,即由国际独立会计师事务所评估确定。PPC将据此提交专业评估报告,量化自1997年以来在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港投入建设的码头、场站、仓储、道路等不动产当前市值。根据PPC披露,其累计投资达18亿美元;尽管有折旧因素,但考虑港口稼动率和未来收益,该等资产的市价仍然可观,估计可能达数亿美元以上级别。仲裁中双方将围绕评估方法(成本法、收益法或市场比较法)展开博弈。PPC倾向于收益现值法,以港口未来剩余年限的预期现金流折现衡量价值,从而把续期期间的盈利潜力也计算在内。而巴方可能主张采用净账面值或历史成本估价,以压低补偿额。仲裁庭需根据合同用语“Fair Market Value”做出判断,通常这被理解为“假设自愿买卖双方在无强制情况下对资产达成交易的价格”,应综合考虑资产的盈利能力。因此PPC有力论据表明:在特许尚余21年(2026-2047)的情况下,港口资产蕴含巨大商业价值,公允价值远高于其折旧成本。这部分赔偿将是仲裁裁决的重点之一。

  设备动产的回收或收购。依2.14.2条第(ii)款,PPC有权将其拥有的港口机械设备、车辆等动产或者自行撤走,或者要求国家按公允价收购。目前PPC虽已撤出运营,但港区大量起重机、吊机、运输设备等高值资产可能仍归PPC所有,暂时移交APM代管使用。PPC势必列出详细的动产清单并评估其价值,在仲裁中一并主张。国家若希望维持港口运营连续性,可能倾向购买这些设备,否则PPC也会寻求仲裁裁决确认其有权取回。值得注意的是,合同赋予国家对动产的优先购买选择权。因此PPC在提仲裁同时,也需正式通知国家是否希望移走设备,以促使国家明确态度。如果国家拒不表态且阻挠PPC取回资产,PPC可以申请紧急救济,要求仲裁庭下令保全这些动产,防止国家或第三方侵占。无论如何,这部分价值亦属赔偿范畴,根据近年财报和行业情况,PPC港区设备价值可能达数千万美元以上。

  其他损失与费用。PPC或将要求赔偿因政府违约导致的一切损失,包括提前终止合同造成的商誉损害、员工遣散成本、未折旧投资损失等。不过仲裁庭在合同框架下一般谨慎处理此类间接损失,重点还是聚焦于合同明文规定的补偿项目。如果PPC希望获取更全面赔偿(例如未来利润损失),可能需要援引国际法或当地法律的一般违约损害赔偿原则。然而,由于合同对终止补偿作了详尽约定(lex specialis),仲裁庭可能以合同条款为限,不追加合同未列明的损失类型。PPC在这方面需做好法律论证,比如主张巴拿马政府行为构成违约性征收,应赔偿全部损失,包括预期利润。这实际上将合同争议提升到准投资争议层面,需仲裁庭接受这种解释路径。

  其它可以在仲裁中提出并援引的条款还有很多,如第3.5条的Good faith条款等,巴拿马政府对PPC负有善意履约的义务(PPC当时的谈判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这种单方面义务条款,小学生去了都很难谈下来),巴拿马政府目前的做法,明显并没有达到Good faith的要求,其余的点就不展开说了,交给PPC的律师继续发掘。

  综合而言,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PPC在本案中的策略可以简化为三步:第一步,先稳住仲裁的入口与节奏(通过传线天期限、ICC、纽约、放弃豁免);第二步,把最高院判决后果归责给国家整体(国家不得以自身机关作为不可抗力);第三步,把合同无效转化为“国家重大违约”,从而启动 2.14.2(a)/(b) 终止路径,把案件拉回资产补偿的轨道。目前的仲裁情况对PPC是高度有利的,法律基础充分,合同明确约定了国家实质违约场合的解约权和赔偿责任。巴拿马政府单方面废止合同,可以被严格归类为2.14.2条所述“政府直接行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的情形,PPC依约享有解约并索赔的权利。当然,巴拿马方面也不会束手就擒,他们极可能提出反制论点,声称PPC存在重大违约,使国家终止有据,从而试图扭转法律责任归属。下面我们也来简单分析一下,便于法律攻防战的沙盘推演。

  面对PPC的仲裁攻势,巴拿马政府预计将从多个角度进行反击,力图降低甚至免除自身责任。以下是巴方可能采取的主要抗辩路径分析:

  巴拿马最直接的思路是在程序上挑战ICC仲裁的管辖权,理由是合同已被本国最高法院确认违宪并无效,仲裁协议亦随之失效。然而,如前所述,仲裁条款相对独立且受到合同法律的保护。ICC仲裁庭一般会坚持有权审理合同争议,包括判定合同是否因国家行为被不当终止,因此巴拿马这一抗辩的成功概率不高。一旦管辖问题解决,巴方或重提“违宪无效”作为抗辩事由,但仲裁庭更可能将其纳入实质审理,不会因此驳回PPC索赔请求。

  正如前文所述,合同第2.14.3条提供了以PPC违约为由由国家终止的机制。尽管巴拿马政府截至目前,仍未援引此条款,但在仲裁中极可能通过事后援引PPC的违约行为,以证明即使没有违宪判决,国家也有合同权利中止特许且无须赔偿。本条款将是巴拿马本次仲裁中要打的最最核心的条款,巴拿马政府的其余论辩都会围绕该条款展开。其潜在论点包括:

  未完成合同约定投资义务:PPC特许续期条件要求“履约良好并完成约定投资”。巴拿马新任审计长于2025年发布报告称,PPC仅完成约定投资的69%。如果这一数据准确,巴政府可主张PPC未达续期条件,即存在实质违约;虽然续期已批准,但PPC其实不符合合同要求,属重大违约在先。对此PPC可以反驳:2021年时任审计长Solís曾认证PPC履约合格,政府据此批准续期。巴政府内部认定的投资完成度不一致,不能事后推翻已生效的续期决定。因此仲裁庭需判断PPC投资义务的真实履行情况。PPC应提供详尽的投资清单、审计证明,证明其履约良好,将巴方此项抗辩压制在事实层面。

  特许费支付争议:如前所述,PPC自2002年起在相当长时间内未向巴政府支付约定的2200万美元固定年费,仅按调整后的净收入缴纳提成。巴拿马方面称此举导致国库损失巨大,最新估算声称PPC共少缴约12亿美元款项。巴政府可能据此指控PPC违反付款义务,构成合同重大违约。PPC的抗辩可以是:2002年免除固定费是当时政府正式决策,PPC遵循主管部门指示行事,不应视为违约。此外,后续补充协议已调整恢复相关付款义务,PPC亦已按照新协议缴费。若巴方坚持索要之前年度“欠款”,PPC或可以反诉要求确认2002年决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合法有效性。这实际上把巴拿马政府内部不同部门/时期的行为矛盾摊在仲裁桌面。仲裁庭可能倾向于认为:即使2002年减免决定违反国内程序,那也是巴拿马政府自身行为,其后果不应由PPC承担违约责任。除非巴方能证明PPC在过程中存在行贿、欺诈等恶意行为,否则单纯遵从政府决策不应视为违约。

  关联交易与少缴利润提成:巴拿马方面长期指责PPC通过关联公司将相当部分港口收入转移出PPC本体,造成报表利润偏低,从而减少向政府支付的提成。如果合同或法律要求PPC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或限制关联交易,巴方可能据此主张PPC违反了隐含义务或法定义务。不过,合同并无直接禁止关联交易的条款,且PPC缴纳的是毛收入提成,理论上不受利润操纵影响(除非计算基准被改为净利润,这又是政府决定的结果)。因此,此项指控更多是政治指责,在法律上难谓PPC违约。PPC可准备证据证明其财务安排符合行业常规,没有违反合同约定。

  其他可能违约事项:巴拿马可能继续深挖PPC运营过程中的瑕疵,如是否违反环保规定(法院提到项目缺乏环境影响评估)、未充分维护港口设施、未及时缴纳地方税费等。但是这些事项是否构成“实质性义务”违约需要逐一论证。合同并未将环境评估作为PPC义务写入,且多数行政要求应由政府监管部门在运营中及时纠正。若巴政府过去未因这些问题正式向PPC提出违约通知,现在在仲裁中临时提出,证明力会较弱。PPC可以主张禁止反言(Estoppel):政府多年接受PPC履约状态且出具合格证明(如2021年续期认证),现翻旧账指控违约有失诚信。仲裁庭对这种事后指责通常持怀疑态度。

  综合看,尽管巴拿马以其最高院判决为由终止合同的理由人尽皆知,但其在ICC仲裁中的最佳策略,应是塑造“PPC长期严重违反合同、国家出于公共利益不得不终止”。而且这一点在法律构造上同巴拿马最高院确认合同违宪且无效的诉由并不冲突,可以通过without prejudice / in the alternative来进行构建。一旦仲裁庭接受国家有合理违约理由,则可能认定双方均有过错,从而在赔偿额上进行调整甚至驳回PPC部分请求。这属于过失相抵原则在国际合同中的运用。例如,仲裁庭可能判定虽然国家终止方式不当但PPC确有违约,因而减少赔偿金额。不过,要达到此效果,巴拿马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链证明PPC违约成立且性质重大。考虑到PPC早已准备应对,多数指控将遭遇有力反驳。特别是合同2.14.3条规定了国家终止的严格程序(通知与整改期),而巴拿马政府并未履行这些程序便径行终止,在程序违法的情况下,主张PPC违约理由正当本身说服力下降。

  比如,要求仲裁庭宣布PPC存在重大违约、要求PPC赔偿港口运营多年造成的环境和公共利益损失、或支付此前少缴的特许费用等。然而国际仲裁庭对国家反请求的受理有一定门槛,尤其需要确认反请求与主请求有密切关联。本案中,PPC请求国家赔偿投资损失,仲裁庭是否考虑接纳反诉、以及接纳何种类型的反诉,需要结合PPC的诉讼请求来确定。但是巴拿马若反诉要求补缴特许费,其法律基础是质疑先前政府行为合法性,未必适宜在合同仲裁中处理。而环境损害等属于公共法范畴,更非仲裁协议涵盖范围。因此,仲裁庭很可能将大部分反请求拒之门外,仅在裁决理由中考虑相关事实影响,例如,如果巴方提供证据证明PPC少缴费用属实,仲裁庭可能在计算赔偿时作出扣减调整,而不需要正式支持国家反请求。

  其它的可用点并不多,例如2005年补充协议1中第1条的“条件性自动失效”条款,约定公司承诺不对该撤销提出任何救济;若公司违反承诺并通过任何“司法、仲裁或非司法”行动对国家提起挑战,则本补充协议自动失效,国家保留一切权利,这种条款可能也会被巴拿马抓住用来攻击PPC,交给PPC的律师自行发掘。

  总之,巴拿马的防御重点在于攻PPC之失以遮自身违约之责。此种攻防下,仲裁庭将面对大量相互指责的事实细节。可以预见,庭审中双方将围绕财务数据、审计报告、通信记录、政府决议等展开“拉锯战”。对于巴政府而言,要说服国际仲裁员相信其剥夺特许的行为合理合法且无需赔偿的难度极大。因此,更现实的结果可能是仲裁庭确认巴拿马违约,但考虑某些PPC自身问题,在赔偿金额上予以一定调节。仲裁程序仍在初期,巴方具体抗辩策略尚待观察,但无疑他们将穷尽一切可能理由来捍卫国家利益和财政免受巨额赔付冲击。

  针对巴拿马可能的抗辩和行为,PPC需要制定全面的仲裁攻防策略,既要巩固己方索赔主张,又要有效防范和反驳巴方的反击。在此过程中,以下法律和实务要点值得特别关注:

  鉴于PPC已被迫撤出港口运营,现场资产和关键证据可能处于巴拿马政府控制之下。PPC应充分利用ICC仲裁规则提供的紧急仲裁员程序或临时措施请求,寻求财产和证据保全。具体举措包括:请求仲裁庭下令巴拿马政府不得转让、处置PPC在港口的设备动产,确保这些资产完好留存,以备最终执行;要求对港口运营相关账簿、记录和电子数据采取封存措施,防止单方面篡改销毁;必要时,申请对港口现场进行证据保全勘验,拍摄录像记录设备状况和设施完整性。这些措施需在仲裁初期及时提出,以免证据灭失或资产贬损。一旦仲裁庭批准临时禁令,PPC即可合法阻止巴方将其设备据为己有或擅自变卖,从而维护将来裁决有效执行的基础。当然,这个策略要在中方内部秘密进行,避免巴拿马政府提前获悉并做好资产转移、法律应对的相关准备,避免使PPC临时措施的杀伤力锐减。

  面对巴拿马可能罗列的各种PPC违约指责,PPC法律团队应提早构建“证据矩阵”,将合同义务清单与履行情况一一对应,收集整理相关证据文件。例如,对于投资义务,准备历年投资报告、审计证明以及政府确认函(如2021年续期批复中的合规认证);对于特许费缴纳,出具财务报表、付款记录以及2002年政府决议文本,证明PPC的付款行为基于政府授权;对于税费减免争议,提供合同文本和后来附录修正文件,说明PPC遵循的是合法有效的约定;对于港口运营合规,提交环保许可文件、政府检查报告、任何正面的官方评价,反映PPC在安全、环保、劳工等方面履职尽责。通过系统性证据矩阵,做到每一项潜在指控都有相应证据反驳,从而在事实层面先声夺人。这不仅能削弱巴方抗辩,而且展示PPC诚信守约的整体形象,潜移默化影响仲裁庭自由心证。

  鉴于财务投资数据在本案中举足轻重,PPC应考虑聘请独立第三方专家出具报告,例如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经济学家损失评估报告等。这些专家意见可以为仲裁庭提供客观量化依据:比如确认PPC履行投资的比例、计算港口资产公允价值、模拟未付特许费对国家收益影响等等。特别是对于投资额完成度的争议,一个国际审计报告会比PPC单方面陈述更有说服力。如果报告结论支持PPC已基本履约,可有效抵消巴方新审计长的相反说法。同样,资产估值需要专业评估支持,PPC应提前委托至少一家顶级评估机构,对港口特许权益在2026年被终止时的价值进行全面评估,采用国际认可的方法论并在报告中透明展示假设和参数。这样,无论将来仲裁庭是否采纳全部计算方法,PPC都抢占了主动并掌握谈判筹码。对巴拿马提出的各种技术性主张(如对利率、贴现率、基准年的质疑),PPC专家也可提供针对性回复,防止对方混淆视听。

  PPC需尽早确定并向巴方送达一份详尽的动产清单,列明所有属于PPC的港口设备、机械、车辆、配件等,并声明其所有权。根据合同2.14.3条和2.14.1条,PPC有权在终止时移除这些设备。目前巴政府让第三方APM接管运营,这些设备可能仍在使用。为避免时间拖延造成设备损坏或价值流失,PPC应制定撤场预案:包括设备维护方案、拆卸运输方案、海外存储渠道等,并与仲裁进程相配合。在仲裁中,可请求裁决载明PPC对动产的所有权及处置权,要求巴政府配合设备交还或收购。如果担心巴方赖账或拖延执行,PPC甚至可以考虑在仲裁外寻求临时扣押巴拿马海外资产以担保(需评估主权豁免及必要性)。总之,不能等仲裁裁决后再仓促处理设备问题,必须未雨绸缪,确保“人走货清”,不给对方留借口扣押资产。

  仲裁不仅审查法律,还考量双方行为的商业合理性和善信义务(Good Faith)。PPC应当收集整理其在合同存续期内主动履约、沟通补救的记录。例如,与政府就续期条款的函电往来,针对政府关切问题所做改进措施,对港口工人和当地社区的贡献等等。这些证据可以向仲裁庭表明:PPC始终以善意对待特许经营,并无违反合同的主观意图或行为模式。尤其在2021年续期过程中,若PPC曾配合政府审计、提交资料、回应质询,应将这些过程文件提交,证明自己透明配合。相反,若政府某些要求(如环境评估)从未正式提出过,则凸显PPC并无拒不履行。而在终止风波发生后,PPC也需注意自身言行:保持理性克制的公众表态,避免过激行动刺激巴政府。这既是为了更好地在仲裁中塑造形象,也是为潜在的和解谈判留下空间。总之,通过充分的记录和证据,力争让仲裁庭认识到PPC是一方受害者而非不守规矩的一方,从而在责任划分上倾向于支持PPC。

  尽管PPC首选法律途径解决争议,但考虑到国际仲裁周期长、变数多,仍需同步规划其他手段保护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继续争取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政府在外交上的支持,必要时通过政府间谈判寻求和解方案;评估仲裁胜诉后在不同司法区执行裁决的可行性,提前锁定巴拿马在海外的可执行资产(如国有船舶、银行账户、商品货物等),为将来裁决执行做准备;如果发现巴政府有转移或隐匿资产意图,可适时在相关国家申请财产保全或禁令。另外,关注巴拿马国内局势变化也是策略之一:一旦当地政治环境缓和,新政府可能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而非僵持。这种情况下,PPC应准备好谈判底线和备选方案,例如接受延长一定期限、提高分成比例来换取继续经营,或由第三方收购PPC权益、政府赔付一部分等。保持灵活性、有所取舍,方能在动态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而言之,PPC的仲裁战既是法律也是证据与策略之战。通过周密准备和专业执行,PPC有望在仲裁庭前建立优势。然而在结果落地前,任何一方都可能调整策略甚至寻求庭外解决。PPC需要法律和商务团队密切协作,在坚定索赔的同时预判对手举措,及时应变。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保护自身在巴拿马数十年经营心血所凝结的合法权益。

  通过本文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PPC诉巴拿马案未来几年的走向和双方的工作重点已经比较清晰。正是法律与生俱来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给了我们中国国际法研究学者底气,能够做出一些扎实的研究、得出一些有意义的预测。中国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的宏观分析,必须要同中国国际法学者的中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才能帮助中国政府做出更加科学有效的决策,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近年来反复强调中国要加强高水平涉外法治建设的根本原因。

  PPC诉巴拿马案对中国企业乃至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者具有警示意义。这一案件展现了东道国可以通过法律和司法手段挑战既有合同、重新分配利益的可能,也凸显出投资者如何运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捍卫自身权益。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践,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其一,契约精神与本地合法性缺一不可,但也要注重条款的合理性。中国企业在海外签署大型特许合同时,往往通过高层公关和政府支持获取优惠条件。然而,合同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当地社会的接受度和合法性。中国企业应避免寻求过度倾斜自身利益的条款,尤其涉及长期垄断特权、超长期免税等,要权衡当地公共利益感受。必要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主动让利、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提高合同的政治与社会可容忍度。否则,一旦政局更迭或民意沸腾,再坚固的合同也可能被撼动。小学生此前同各国政府谈判时也是恨不得把中国企业的所有利益都保护到位,资源国的利益与我何干?但若干年后才发现,法律只是商业中的一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同如果对自己“太有利”,反而为长期风险埋下了隐患。近年来,因为合同对自己企业“太有利”而在拉美、非洲、东南亚国家遭遇“滑铁卢”的中国企业比比皆是,利益的共享和条款的均衡,也是谈判艺术的一部分。

  其二,重视东道国法律体系,提前防范合宪性风险。尽管巴拿马案这种通过最高院宣布违宪的方式结束合同的情况实属特例,而且大概率会被宣布违反国际法。但该事件也还是提醒我们,即便合同当初获得政府和议会首肯,也可能在合宪性审查环节出现变数。因此中国企业在谈判阶段应当进行宪法和法律风险尽职调查:合同条款有无可能违反东道国宪法原则?需要特别立法豁免的安排是否稳妥?若有疑虑,应与政府一同寻求法律上的增强方案,比如把部分条款写入立法注释,或在合同中约定若违宪应给予补偿等条款。对于投资期限较长的项目,最好辅以阶段性审查机制,随环境变化适时调整合同,以避免被指责“锁死未来”。另外,应充分了解东道国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和倾向性,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合同经立法“万事大吉”。法律风险防控需要从始至终、动态评估。

  其三,巧用双边投资保护网络,增加纠纷解决选项。本案中,由于历史原因中巴间缺少BIT,PPC只能诉诸合同仲裁。而如果中国企业投资前所在国与东道国有投资协定,那就是一张重要的法律保护网。企业应研究利用BIT中的仲裁条款、伞形条款等,提高自己在争端中的话语权。若东道国尚无投资协定,企业可通过投资架构国际化(如设立在第三国的特殊目的公司)间接获得BIT保护。当然,这需要平衡税收等因素,但在高风险国家可能物有所值(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平时小学生也会聘用四大的团队提供一些财税方面的专业支持)。此外,中国政府近年来正推动完善“一带一路”法治保障,可积极争取与更多沿线国家签署投资协定、包括争端解决机制,以国家层面为企业提供兜底支持。

  其四,强化争端预案和多元化解机制。海外投资项目应当“未雨绸缪”,将可能的争端情形和应对措施提前纳入项目管理。PPC如果早在民间反对升级时就拟定法律预案(例如考虑谈判重新平衡合同,或寻求国际调解),或许不至于走到合同被废这一步,或者至少不会以该理由使自己成为中美博弈的牺牲品。中国企业要建立争端预警机制,定期评估东道国政治法律动态,一旦出现合同稳定性风险,立即评估交涉、调解、仲裁乃至诉讼的方案。必要时,借助律师和第三方斡旋,尝试将争端控制在早期,用商业解决替代法律对抗,以减少损失、维护关系。在争端不可避免时,则应迅速启动应对方案,做到证据先行、外交跟进、内外舆论兼顾,形成合力。

  其五,提升法治应对能力,练好“内功”。本案中PPC母公司长和集团展现出娴熟的法律战打法,包括迅速在条约仲裁和商事仲裁权衡分析后启动ICC的商事仲裁、获得中国政府支持、高调发声表明立场等,这背后反映的是企业自身强大的法务和合规能力。目前看起来,长和集团的法律团队还是很强的(这些年明显发现,香港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还是非常高的)。随着“一带一路”项目进入深水区,中国大陆企业在这一块的短板就十分明显了,必须练好内功:培养通晓国际法律的专业团队,建立完善的合规和争议解决制度。只有企业自身法治素养提高了,才能在境外复杂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国家层面亦需要为企业提供更多法律支援平台,例如组织境外投资法律培训、案例交流,甚至设立专门的纠纷救助基金或机构,协助企业妥善解决海外纠纷。

  总之,PPC诉巴拿马案是一堂生动而代价高昂的法治课。它提醒我们,在国际投资中,合同固然重要,但法治环境更为关键。中国企业在追逐海外商机时,理应将法治风险评估与商业可行性分析摆在同等位置。当前,巴拿马案的仲裁结果尚未可知,巴拿马赔钱尽管是大概率事件,但PPC能够拿到多少赔偿,却取决于中国涉外法治一线工作人员的经验和智慧。无论结局如何,它都将作为一个标志性案例,被载入中资企业“走出去”历程的法治史册,为后来者提供经验和启示,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一仲裁的进展。